元宵節之所以稱為“燈節”，是因為這一天的主要活動就是張燈、觀燈，人們稱為鬧花燈。

有趣的是，元宵節一開始就和宮廷、官府有著淵源，而此后的發展又從未隔斷過這種關系。中國歷史發展到漢代，已經遠離自由的、朝氣蓬勃的先秦，社會的管理趨于嚴格，禮教的網絡已經形成。因此，當時的都城是實行“宵禁”的，而唯獨正月十五“金吾不禁”。宵禁一方面是出于治安的考慮，另一方面則是對禮教的遵從，而后世元宵節俗活動的行止、規模更多的是受制于禮教的。

漢代以后，中國處于各地勢力紛爭割據的局面，戰亂連年，民生凋敝，正常的、娛樂特點明顯的禮俗活動受到了限制。至隋，國家又趨于統一，節俗活動也就盛行起來。但當時，卻有人出于禮教和國力的考慮，上疏奏請禁止元宵活動，得到了隋朝開國皇帝隋文帝的批準。史載隋文帝在位期間，還有官吏因禁絕元宵不力而被罷官的，可見當時禁令之嚴。富有喜劇色彩的是，隋文帝禁元宵，而他兒子隋煬帝則一改父制，大開元宵之禁，大肆鋪張元宵的張燈和游玩活動，每年正月十五都要舉行盛大的燈會，在宮門搭起綿亙八里的燈棚、戲臺，表演者三萬人，奏樂者一萬八千人，觀者不計其數，燈會通宵達旦。隋煬帝還親自寫觀燈詩：“燈樹千光照，花焰七枝開。”以致后人稱“今人元宵行樂，蓋始盛于此。”

唐朝是自漢以后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大一統的國家，其國力之雄厚、社會之繁榮，則更是空前絕后的。生產力的發達和社會富庶給禮俗、娛樂活動奠定了基礎。這時的元宵節期已向十五前后各展一日，變成了三天。唐太宗時放燈發展成為熱鬧的燈市。詩人崔液在《上元夜六首》之一中曾經寫道：

玉漏銅壺且莫催，

鐵關金鎖徹明開。

誰家見月能閑坐，

何處聞燈不看來。

可見，唐初放燈規模空前，萬人空巷。

宋代，放燈的風氣更盛，宋太祖削平群雄后，將唐代開創的元宵燈節放假三天增加到五天。宋徽宗還對觀燈的市民加以鼓勵和賞賜：“凡來御街觀燈者，賜酒一杯。”

著名的成語“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”就是自宋朝的典故。相傳宋朝有個州官名叫田登，因為“燈”與“登”諧音，犯了他的名諱，所以他不許轄下的百姓說“燈”字，元宵節時州府發出“本州依例，放火三天”的告示，把好好的一場燈會，變成了一場“火災”。老百姓于是嘲笑田登是一個“放火州官”。

還有一首無名少婦寫的詩，既表現出古人的機智，也記錄了宋代元宵節觀燈的習俗。宋徽宗有一年登上宣德樓觀燈時，有一對夫婦也來觀燈，在人流涌動中兩人走散。妻子擠到了端門前，正遇徽宗賜酒，她喝完御酒后順勢偷了一只金杯。衛士發現之后，立即把她扭送到宋徽宗跟前。這少婦急中生智，當即吟詩一首，為自己的行為辯解：

月滿蓬壺燦爛燈，

與郎攜手至端門。

貪看鶴陣笙歌舞，

不覺鴛鴦失卻群。

天漸曉時感皇恩，

傳宣賜酒臉生春。

歸家恐被翁姑責，

竊取金杯作照憑。

宋徽宗觀燈正在興頭上，聽了這位少婦機智的應對，不僅不氣惱，反而很欣賞，就把金杯賞賜給了她。

到了明代，朱元璋為使京城繁榮熱鬧，大力推行放燈，規定每逢元宵佳節，從正月初八上燈，正月十七落燈，連續張燈十天，開創了我國最長的燈節。

清代元宵張燈活動雖然也只有十四、十五和十六三天，但規模很大，內容也非常豐富。清代詞人董舜民在《元宵踏燈》中詠少婦觀燈，寫得十分精彩。《調寄御街行》下半闋云：

百枝火樹千金糜，寶馬香塵不絕。飛瓊結伴試燈來，忍把檀郎輕別。一回佯怒，一回微笑，小婢扶行怯。

石橋路滑緗釣躡，向阿母低低說。垣娥此夜悔還無？怕入廣寒官闕。不如歸去，難忘疇昔，總是團圓月。

中國有著發達的地域經濟和深厚的文化底蘊，在長達幾千年的人類活動中，中國人逐步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經濟格局和豐富的生產、生活方式。民“摘葉為茗，伐楮為紙，坯土為器”，“富則為商，巧則為工”，茶瓷互利，農工商并舉，創造了“中國歙州，萬國來求”的古代文明。

中國人對元宵節的重視，主要表現在全家團圓歡度佳節并通過燈彩活動和民間社火活動，進行節日文化的傳統教育，傳承光大地方民俗文化，在豐富人的文化生活之中陶冶人的情操，培養人的民族精神和集體觀念，溝通人與人之間的感情聯絡，拓展社交娛樂空間，使地方民俗文化、包括優良的燈彩制作技藝能夠延續發展和源遠流長。同時提醒人們，元宵節狂歡之后，應從過年的歡樂中，轉向著手安排一年的生產和生活，爭取一年勝過一年。